1998年的深秋，梧桐叶把江城的街道铺成金色时，老表穿着刚熨烫平整的藏青色公务员制服，站在区政府门口的台阶上，对着玻璃门里的倒影理了理领带。
他本名叫陈建军，可打小街坊邻居都喊他“老表”，喊顺了口，连单位里的同事也跟着这么叫。
1米8的个头，肩宽腰窄，五官是南方男人少有的英挺，双眼皮深邃，笑起来时左边嘴角会陷下去一个小梨涡，连传达室的张大妈都常说：“建军这模样，要是去演电影，准能火。”
这一年，老表刚满27岁，顶替父亲的职位刚满三年。
三年前，父亲在抗洪抢险时被巨浪卷走，尸骨都没找全，单位特批他顶职，从一个在纺织厂踩缝纫机的临时工，变成了端着“铁饭碗”的公务员。
母亲捧着父亲的烈士证哭了整整一个月，夜里总摸着老表的手说：“你爸这辈子就盼着你能稳当，现在好了，总算能闭眼了。”
老表那会儿确实稳当。
每天早上七点半准时出门，骑着父亲留下的二八大杠自行车，八点半到单位，打水、拖地、整理文件，下午五点半准时下班。
周末要么陪着母亲去菜市场，要么骑着车带女友林晓梅去江滩看日落。
林晓梅是纺织厂的女工，梳着齐耳短发，眼睛像浸在水里的黑葡萄，每次老表骑车带她，她都搂着他的腰，把脸贴在他的后背上，轻声说：“建军，咱们攒两年钱，就把婚结了吧。”
老表总笑着应：“急啥，等我再升一级，给你办个体面的婚礼。”
那时候的日子，像老表杯里的茉莉花茶，清清淡淡，却透着股踏实的甜。
可谁也没料到，千禧年的那场同学聚会，会把他的人生彻底搅成一锅浑水。
2000年元旦，老表接到高中同学李强的电话，说要组织一场同学聚会，地点定在江城最火的“金海岸”酒店。
李强上学时就爱折腾，毕业后倒腾电子产品发了财，电话里的声音透着股财大气粗的劲儿：“老表，咱同学里就你混得最体面，公务员，可得来给哥撑撑场面。”
老表本不想去，他不喜欢热闹，可架不住李强三番五次地劝，又想着能和老同学叙叙旧，便答应了。
那天他特意穿了件新买的皮夹克，头发梳得锃亮，提前十分钟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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